香港二樓書店 > 鑑往知來：中國與全球歷史變遷的模式與社會理論

序

認真比較中西「善治觀」：王國斌先生對「通古今之變」的現代詮釋

邱澎生

　　王國斌教授以「鑑往知來」作為這部新書的主標題，對許多中文讀者而言，應該很容易想起傳統中國看待史學用處的一段知名古語：「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然而，與主標題濃厚的傳統中國意味頗不相同，國斌先生這部書的副標題「中國與全球歷史變遷的模式與社會理論」，卻又意欲修正既有「社會理論」，並有志於改良「全球歷史變遷」的史學書寫框架。因此，主、副標題可謂是傳統與現代的「混搭」，令本書在知識面向上呈現出某種有趣的張力，十分吸引讀者。讀畢全書七章內容，確實可以深深感受到作者在人文與社會科學方面的廣闊興趣與長期浸潤。透過徵引與辯論史學、經濟學、政治學、財政學、國際關係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策略研究等相關論著的一些重要論點，作者批駁了19世紀以來主要基於西歐歷史經驗而概括成形的某些至今仍有重要影響力的「社會理論」，進而針對「鑑往」如何可以「知來」的這項巨大課題，作者以中國、歐洲自11世紀以迄當代的歷史經驗為主，旁及美國、日本、德國等地的歷史經驗，?隱發微，現身說法，為往後「全球歷史變遷」歷史書寫可以如何更有啟發性，提供了相當多的洞見與建議。作者寫作本書的宗旨，正如其在全書結論所作的一段綜述：「想指出一些方法途徑，有益於我們未來面對地緣政治、全球經濟及地球環境上的種種挑戰，因為這些途徑讓我們能夠承認，我們未來能打造的選項，至少一部分是基於一些歷史上的作法，是後者創造了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及可能的機會。」（頁162）

　　「鑑往」真的可以「知來」嗎？全書其實舉出很多例證，筆者在此只引其中一個事例：由19世紀初期以至20世紀晚期，全球經濟與政治變遷歷程，陸續由「以大西洋為中心」演變到「以太平洋為中心」，而當2013年中國大陸正式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未來歐亞大陸內部會不會成為全球「第三個巨型地區式空間」，未來全球經濟財富是否將緊密連結成「三個主要的經濟連結集群」？而在此全球經濟重新整合的過程中，原先歷史上出現的英國、美國「單一的經濟霸權」模式是否會再次重現以「符合過去全球經濟演化的要求」，還是未來走向將出現「與過去作法的斷裂」？（頁134）作者這種發問方向，具體展現了其「鑑往」以「知來」的學術企圖心，也確實與現今許多歷史學家撰述風格大異其趣。

　　在「鑑往」以「知來」的反覆論證裡，作者也極精彩地展示了他在超越「西方中心論」的長期努力。超越「西方中心論」肯定是件「知易行難」的學術事業。本書的作法則是：面對那些主要有關「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民族國家的形成」等「近現代性的大敘事」（maste rnarratives of modernity），認真反思這些近現代性大敘事背後所主要依據的「歐洲證據」，並同時將近五百年來中國歷史上有關的「文化、經濟及政治作法」整合到「更大的經驗證據庫」；然後，一方面指出中國的歷史變遷敘事如何可供我們「修訂那些大敘事」與相關的「社會理論」，另一方面則據以發展出更有解釋力的全球史敘事模式以及更為細緻的社會理論（頁97）。作者相信，經過如此改良後的全球史書寫方式，才能幫助更多讀者在「鑑往知來」時，既「不會預設某個或某群國家的經驗必然可充作全球規範」（頁109），並且還能「將多樣的歷史納入對於吾人共有的當下與共享的未來之更大的理解之中」（頁30）。

　　上述有關超越「西方中心論」的作法，其實是要更認真地面對「歷史比較」。作者在寫作此書之前，對於歷史比較方法已有長期反思與試驗。1國斌先生在分析中國歷史變遷時，既參照歐洲歷史發展經驗，而又不受限於歐洲歷史發展經驗；在考察中國與歐洲發展經驗時，既強調要兼顧相似性與差異性，同時，還主張要綜合「回顧式分析」（retrospective analysis）與「前瞻式分析」（prospective analysis）。用作者在本書的說法則是：在比較中國與歐洲歷史經驗時，不要掉入許多人文社會學者進行歷史比較時經常出現的某種思考習慣與寫作風格——「把其中一個視為熟悉的、預期中的，而把另一個當作外來的、不尋常的」。作者對治此項思考與寫作習慣的方法，即是倡議針對兩個客體進行歷史比較時，應該更加講究「如何能做得更對稱均衡（symmetric）且更小心」（頁111）。然而，要注意的是，這種「對稱均衡式比較」背後涉及的，其實也不只是研究者心態的調整，還要研究者在知識與視野方面拓展自己的能力，套用作者的話，這些能力至少包括以下三項：一則必須對兩邊（或三邊）比較案例都有充分且實質的熟悉認識；二則要能批判地檢視那些再現（representing）比較案例的學術著作；三則還要有效形構出這般作法所指向的未來發展，而不僅止於暫時性的提議（頁111-112）。這對研究者而言確實是難度不小的智性挑戰！作者寫道：「就我所見，歐洲以外世界上其他地區之歷史並未受到應得的知性重視，」他主張要「嚴肅對待歷史」，「在面對歐洲或其他地方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上之作法的型態（patterns）時」，要能「審慎區分存在於它們之間的各種歷史維度，以及其中各種異同之意義」，進而「了解未來在多大的範圍內可能發生變異」（頁48），這便構成本書進行歷史比較時的基本態度與立場。

　　簡單說，本書之所以要力圖超越「西方中心論」，不只是為了批駁既有的「近現代性的大敘事」以及基植其上的各種相關「社會理論」，更同時著眼在重建新的歷史敘事模式與更合用的社會理論。針對明清中國由所謂「近代早期」（early modern）到「近現代」（modern）大約五百五十年（1368-1911）的長時段歷史，本書由宗教與國家互動關係、財政體制以及工業發展三個面向，既比較中國與歐洲之相似性與差異性，又從而提出一套新的歷史敘事模式。本書建構這套新的歷史敘事模式，是寄希望於為中國、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同時段歷史，重新建立更有解釋效力的「連結」（connections），試圖書寫一套更有啟發性的「全球史」。可以這麼說，建立「明清中國與全球的連結」，藉以替代「西方中心論」種種既有歷史敘事，即是本書的最主要著眼點。

　　筆者針對此書內容補充兩項個人觀察，希望或能有助於增益讀者閱讀本書的思考面向。

　　第一項觀察是：在比較中國與歐洲存在相似性與差異性的過程中，作者似乎特別關注「社會秩序的再生產」這個課題，值得在此做些介紹與分析。在依序由宗教與國家互動關係、財政體制以及工業發展等面向展開討論時，本書經常會先針對那些基於歐洲歷史經驗所總結歸納並且廣為許多學者接受的「成功歷史敘事」進行概括，之後作者便開始討論中國的具體情況。

　　與一般常見的分析手法不同，作者會先說明歐洲與中國所面臨的處境，其實基本上是源自宗教政令、財政體制與經濟發展等方面的某些共通問題與挑戰，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緊接著，作者便轉而分析中國在解決這些共通問題與挑戰的具體辦法時，其實經常選擇了和歐洲不一樣的因應之道，因而構成了中國與歐洲雙方存在的主要差異性。而當本書仔細考察中國與歐洲相似性與差異性的時候，則經常會將重心放在「社會秩序的再生產」這個核心課題上。

　　本書分析中國與歐洲「社會秩序的再生產」這個核心課題時，重心特別放在國家機構與社會群體的互動關係上；而政府官員與社會菁英如何針對良好社會秩序而進行想像、認知與評價的共同「感知」（sensibility），則是區辨不同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的重中之重。從某個意義說，本書分析明清中國「社會秩序的再生產」課題，基本上是建立在作者對18世紀中國國家能力的認識上。在絕大多數學者看來，明清中國政府規模甚小，因而國家能力極其有限，致使鄉紳或其他各類社會菁英能以各種策略在地方事務上發揮巨大影響力（Esherick and Rankin, 1990: 1-9），然而，王國斌卻以其與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的清代中國倉儲制度實證研究為基礎（Will and Wong, 1991），對18世紀中國國家能力提出很不同的看法，我們不妨引用一段本書文字：

　　在18世紀以前，就當時的世界歷史標準來說，中國國家所能做到的事情是讓人印象深刻的。舉例來說，國家可以收集中國超過一千三百個縣每十天一計的糧價資訊，從這些資訊彙整出每個府、州中數種穀糧各別的高低價格，再由省級官員按月回報給中央。基於價格與收獲的狀況，預估及實際結果都以正常豐收的情況為準來算出該年達到的百分比，而政府官員可以估算影響城居及鄉居平民的糧食供應狀況，且幾乎可掌握到全中國領域的地方層級。（頁54-55）

　　這段有關18世紀中國國家能力的描述，對許多讀者而言可能有點難以想像，但這不僅是作者基於實證研究而得到的具體觀察，更是本書據以比較中國與歐洲國家能力的一項重要基礎，作者據此進而針對中國歷史上的宗教政令、財政體制與工業發展等三大領域進行了細緻考察與比較。

　　以前述「讓人印象深刻的」18世紀中國國家能力為出發點，本書對中國與歐洲的「社會秩序的再生產」課題做了許多比較。作者的基本看法是：18世紀中國國家能力具有一種與歐洲不同的社會基礎，這主要是來自於政府官員和社會菁英對於如何建立和維持良好社會秩序的一種共同「感知」。本書強調：當時中國政府官員與社會菁英對於良好社會秩序具有一種共同期待，作者將這種共同期待的政治理想，稱為是一種「分形的治理議程」（a "fractal" agenda of rule）。在這個意義上說，傳統中國的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經常表現出一套「共享的原則和治理策略」；而且，與11世紀至16世紀歐洲的歷史變遷極不相同，「在中國，無論地方或國家層次都缺乏宗教與世俗的區分」（頁53）；相對而言，歐洲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便經常表現為一種「二元對立」，主要呈現為一種對抗並尋求妥協的「競爭性關係」。在本書看來，傳統中國「沒有出現如同近代早期歐洲鼓勵國家與社會分離並產生宗教與政治權威之區隔的制度和意識形態」，因而主要存在一種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非競爭性關係」（頁56）。

　　上述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所存在的「差異性」，使得歐洲與中國在面臨原本「社會秩序的再生產」這一根本共通的「相似性」問題時，便各自選擇了不同的歷史發展途徑，並且同時影響到宗教政令、財政體制與工業發展等三個領域。在宗教領域上，中國可謂是一種「政教合一」的國家，而歐洲在近代初期則慢慢演變成為一種「政教分離」的國家；在財政領域上，歐洲是以英國（與其美洲殖民地）為典型（所謂「無代表、不納稅」），以及推行所謂「重商主義」的擴張商業貿易政策，進而增加稅收來源，以支持本國應對國際戰爭；而中國則是由地方官員鼓勵社會菁英興修水利、擴建糧倉以穩定農業稅收，並藉以支持大型軍事活動。在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的領域上，歐洲國家偏重支持特定行業的商人，致力於「以生產更多、外銷更多以便積聚更多金錢的方式，使自己的國家更富有、更強盛」；而中國到了晚清政府募集資金、組織新產業時，一開始仍然是「經由官員與士大夫的齊心協力獲得開展」，而後來則是透過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發布《勳商章程》等辦法，對那些協助政府在國內創立實業的商人授予官爵，以使「商人菁英們承擔某事物的社會責任感」（頁83、93）。

　　這些事例都在在證成歐洲與中國在針對「社會秩序的再生產」共通課題時，雙方在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上其實已在11世紀之後慢慢演化出巨大差異性。影響所及，中國與歐洲在國家、菁英與普通百姓之間的互動關係上，彼此便顯得相當不同，形構出兩種極不相同的「制度化期望」（頁53），進而致使雙方在政治與經濟變遷長期過程中，經常出現頗不相同的「信念與利益」表達方式（頁117）。具體而論，當歐洲由「君權神授」演變為「人民主權」的政治經濟體制時（頁122），中國則始終有效運作著一種強調政府必須重視「農民物質安穩之日常福祉」的「中國式善治觀」（頁125）。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似乎認為，上述歐洲與中國兩種政治經濟體制或是「治理觀念」，其實並無絕對的優劣之分。以歐洲近代民主政體而論，其所「主張的政治正當性」，是以施行「多數公民支持的政策」為依歸，且「公民能用選票汰除不符民意期待的領導人」，故而人們期待「成功當選的官員應該代表支持者的利益」，但即便這個程序不受制於「特殊利益團體之遊說（lobbying）」，民主政治如何能在「彼此競爭的群體、團體或階級利益之間」超越特定當選人及其「支持者利益」以符合更廣大的「國內社會利益」，至今仍存在不小問題（頁121-122）。反觀中國平民百姓，儘管未曾出現歐洲那種「人民可用以追求利益的技巧，也因表達利益訴求的管道（如工會和選票）增多而更加多元」，中國人用以「表達利益的制度和機制」始終未曾有過「相同的拓展」（頁126）。然而，中國傳統仁政下的「政治正當性觀念」，其實是「比歐洲更重視人民的利益」，而這些人民利益的重要性，則是由「對於何謂善治的共同信念」所確認。儘管近現代中國人「並不享有如歐洲人那般的基礎」來落實自己的需求，無法如歐洲人那般透過議會選舉而「與官員合作以推動讓他們協商利益的方法」，但中國民眾至今仍然強烈深信「官員和地方菁英應該施行善治」。雖然有時候「除了更多抗爭之外也訴求無門」，但這種傳統的「中國式善治觀」仍然在深處不斷發揮作用，作者甚至寫道：「1989年春天在天安門抗議政府的群眾，他們對自身所擁選項之設想，或許大致上便是如此。」（頁126）

　　筆者對本書的第二項觀察是：在比較中國與歐洲相似性與差異性的同時，作者對中國與歐洲的各自內部演變過程，雖然也有留意，但相對說來，作者似乎更加看重特定比較對象在其過去與近現代之間的「延續性」而非「斷裂性」。這似乎呼應了作者對歷史比較方法的一貫主張：要同時綜合「回顧式分析」與「前瞻式分析」，不能只由近代的角度看過去，以免過度地「只以成敗論英雄」。

　　何謂更加看重特定比較對象的「延續性」而非「斷裂性」？例如，在討論歐洲的宗教與國家關係時，本書儘管留意到歐洲自11世紀建立教皇制、16世紀發生宗教改革，乃至於其後民族國家更形穩固的種種變化，但仍然強調歐洲這段歷史上一脈相承的那種社會與國家相互對抗並尋求妥協之「競爭性關係」。這種強調「延續性」而不是「斷裂性」的分析視角，在分析明清中國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的議題上，則更加顯著。

　　雖然本書提及明清中國經濟發生了由18世紀的農業發展、19世紀頻繁的商業糾紛及其解決機制，乃至於清末成立農會與商會的一系列重要變化，甚至還超出明清時代而一路往下論及一九八○年代中國大陸鄉鎮企業的崛起。討論這麼長時段的中國歷史變化，作者當然不可能不知道自19世紀晚清以來中國經濟變化出現了某種巨大的「斷裂性」，但是，本書最終還是強調這其間的「延續性」，這是一個極特別而且又確實容易引起爭議的作法，需要讀者多予留意與深入思考。

　　（全文請見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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